诸子综合文献集成，子学千年流变大观

諸子綜合文獻集成，子學千年流變大觀

——《子藏·綜合編》前言

《綜合編》是在前期《子藏》編纂基礎上，對諸子綜合性研究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凡不能自爲一編者，悉入本編。本編收入歷代有關諸子的選本、類書、評點及通論性質的著述等共七十五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五十册予以出版。

壹

諸子産生之際，即有批評與闡釋，如《莊子·天下》《韓非子·解老》，可見子學歷史源遠流長。其中除有對單一子書的整理、注解、評論外，歷來尚有不少從整體、綜合、系統的角度論述諸子學説的篇章和著述。如《莊子·天下》從莊子學派的觀點出發，探尋諸子的歷史淵源，精要地評述了先秦諸子如墨家學派，宋尹學派，彭蒙、田駢、慎到等早期法家學派，關尹、老聃等早期道家學派，莊周學派，惠施、桓團、公孫龍等名家學派人物的思想，該篇是瞭解先秦諸子思想及歷史發展脉絡極其重要的參考資料。民國學者孫德謙以爲：“此篇論百家之術可謂詳矣……諸家學術，其源流得失備具於此。”（《諸子通考》卷一《莊子·天下》篇後案語，清宣統二年江蘇存古學堂排印《四益宧叢書》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荀子·非十二子》則推崇孔子、子弓的學説，對先秦各學派代表人物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等十二人作了批判，由此構建了儒家視野下先秦諸子的學術圖景。西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辨析六家之旨，折衷道家”，站在道家立場概述了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主要思想，並一一評述其優缺點。東漢班固斟酌於西漢劉歆《七略》撰《漢書·藝文志》，其中《諸子略》分天下諸子圖書爲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横、雜、農、小説十家，除小説家，入流者九家而已。《漢書·藝文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目録學文獻，其《諸子略》建構起的以六經爲衡量標準的子學體系，影響了中國學術兩千多年。先秦兩漢論述子學的重要篇章還有《尸子·廣澤》《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均是單篇文章；而《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著録了《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説》《老子徐氏經説》等研究《老子》的著作，却未見有關諸子學的綜合性著述。這説明先秦至西漢，雖有綜論諸子的單篇文獻，但專門的著述尚未出現。

魏晉以來著作漸多，而學者也往往出入三教，兼涉百家，視野廣闊，求知欲强烈。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莊子·養生主》），生命和讀書時間有限，書籍數量却越來越多，部頭越來越大，往往讀不完，而學者、文士又想收藏更多的書籍，瞭解更多的書本知識，或爲玄談之需，或爲詩詞文賦用典準備，於是摘抄之作遂興起。如齊、梁時劉孝標編《類苑》、徐僧權等編《華林遍略》、蕭繹編《内典博要》，“諸子興於戰國，文集盛於二漢，至家家有製，人人有集……翹足志學，白首不遍……嗟我後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删整蕪穢，使卷無瑕玷，覽無遺功，可謂學矣”（《金樓子·立言上》）。子學領域亦有摘抄性質的著作興起。東晉時，即有臨賀太守孟儀撰《子林》二十卷。“案此爲梁虞仲容《子鈔》之先聲，是可知《意林》之先有《子鈔》，《子鈔》之先有《子林》。《四庫全書總目》雜家别爲一類，曰雜纂。雜纂之體，蓋始於此書。東晉時也。”（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子林》於隋唐之際即已亡佚，影響不大。東晉葛洪也曾抄録子書，《抱朴子·外篇·自叙》云：“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録。”蕭梁時，有黟令庾仲容撰《子鈔》。《梁書》卷五十《庾仲容傳》載：“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四庫全書總目·意林》亦云：“初，梁庾仲容取周、秦以來諸家雜記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語爲三十卷，名曰《子鈔》。”與庾仲容同時代的沈約亦撰《子鈔》十五卷，稍後的隋代則有“博陵李文博攓掇諸子，編成《理道集》十卷”（唐柳伯存《意林序》，明正統《道藏》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可知齊、梁以來，摘抄諸子者非一家，然孟儀《子林》、葛洪抄録的“百家之言”、沈約《子鈔》均亡於隋唐之際，《理道集》亦未見著録，唯庾仲容《子鈔》流傳於唐宋間，影響了唐代馬總《意林》的産生。“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録，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缺，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浄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譤蔽邪蕩之患。君子曰以少爲貴者，其是之謂乎？”（唐戴叔倫《意林序》，明正統《道藏》本）“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爲取之嚴、録之精。”（《四庫全書總目·意林》）《意林》編撰目的是“務於簡要”，“聖賢則糟粕靡遺，流略則精華盡在，可謂妙矣”（唐柳伯存撰《意林序》），即以少爲貴，“以便流觀”（《書林清話》卷二“書節鈔本之始”條）。

這些摘抄書籍具有選本性質，其本意乃在含英咀華，以簡馭繁，便於讀者在短時間内瞭解更多的書籍，迅捷地獲取知識，尤其是查閲名句與典故，此一度被視爲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之捷徑。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明清小説代興，選本亦日興。選録摘抄子書而著名者，有唐馬總編《意林》、署明歸有光編《諸子彙函》；而其他如明諸燮輯《諸子選粹》、明汪自魯編《古文諸子合刻》、清朱彝尊抄《諸子選讀》、丁晏編《諸子粹言》、晚清李寶洤編《諸子文粹》、民國時劉永濟編《周秦諸子選粹》，可謂一時之代表。選本對具體作品的選擇，具有鮮明的傾向性，流行的選本還具有很强的引導性，選本批評是一種很重要的批評形式，在子學研究中不可忽視。

類書是輯録各種書中的材料，並按門類、字韵等編排以備查檢的書籍，其和選本頗爲類似，但更注重“二次加工”。《新唐書·藝文志》即設有“類書類”，收書二十四部，七千二百八十八卷。從所著録書名看，似乎没有專門的諸子類書，然如《初學記》《藝文類聚》等，即分門别類從諸子中摘録了不少文字。至元代，蘇應龍所編《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則已經是專門摘抄諸子著作的類書了。其以前代書籍翻閲不便，“有竟日不得其門而入者，於諸子尤甚焉”（《序》，元刊本），故撰是書。至明代，諸子類書不少，如郭偉選注《新鐫分類評注文武合編百子金丹》、陶望齡《精選舉業切要諸子粹言分類評林文源宗海》、李雲翔《新鐫諸子拔萃》、佚名《子苑》等。

評點，亦是我國傳統的批評形式。早期的評點，多以集部的文學作品爲對象，明清兩代，亦漸涉諸子，其重要原因就是諸子中亦有文辭優美、結構巧妙的經典篇章，可爲作文尤其是科舉考試之助。如明《合諸名家評點諸子全書》、陳仁錫編《子品金函》，均天頭有評語，正文有評點符號。又如《新鐫諸子拔萃》，扉頁題“江上李爲霖評選”“合諸名家首評”。《精選舉業切要諸子粹言分類評林文源宗海》之所謂“評林”，即是采集衆家評點。《新鐫分類評注文武合編百子金丹》，扉頁顯著標識“合諸名公批評”，凡例有云：“近日後學喜讀諸子，然多有闇於旨義而不能解説者，弊在坊鍥諸子等書，不識其中意味，謬加批評，而虚冒名公姓氏爲名頭以實之，此深爲博古者患也。是輯句有注，節段有解，其提綱要領極切要處尤在篇中有總評，其批評之語，悉依諸名家原筆，皆當旨義，一字不可增减者。採入一切浮游評語，不敢勦竊以眩人，並不敢虚冒一名公姓氏以欺世矣。”（清經國堂刊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然這些評點雖題爲名家撰，實則多是僞托。明胡效臣編《百子咀華》十四卷，題曰焦竑批評，四庫館臣以爲：“是書取諸子之文而割裂之，或摘其一段，或拾其數語，或撮其數字，以供時文獺祭之用……又題曰焦竑批評，竑之陋何至於此，其依托可不問而知也。”（《四庫全書總目·百子咀華》）《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題曰翰林三狀元會選，前列焦竑、翁正春、朱之藩三人名。其書雜録諸子，毫無倫次，評語亦皆托名，謬陋不可言狀。蓋坊賈射利之本，不足以當指摘者也”（《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九子品彙釋評》）。這些書雖多數僞托名家，評點淺陋可笑，却是子學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産物，對於瞭解當時的諸子流傳和接受有一定作用，亦是子學研究的資料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從上述子書選本、類書和評點數量看，明代相較於前朝突然增多，有子學復興之勢。而明人也自稱“喜讀諸子”（《新鐫分類評注文武合編百子金丹·凡例》），“窗稿無不争尚子學”（《新鐫諸子拔萃》于仕廉序，明天啓七年秣陵余思泉、張寶宇朱墨套印本）。然明人選刊諸子，有爲滿足博覽群書、研習百家、廣求有用之學的需求。如《百家類纂》之張時徹序云：“欲翱翔藝林，勒名鼎室，而甘於固陋之安，猶之寠人而妄意什百之藏，求重寶於十家之市也，胡可得哉？”張思忠叙：“士誠病於寡陋……是編也，揚六籍之旁流，尋諸子之要徑，殆可附於孔子知之之次，而有裨於博綜之士者，非淺顯也。”（明萬曆七年胡氏書坊刻本）但此時諸子選本流行，更多的是爲科舉考試服務。《精選舉業切要諸子粹言分類評林文源宗海》題目徑標“舉業切要”，《新刊王太史彙選諸子類語》四卷則是“家居課子”（陳繼儒序）而編，《古文諸子合刻》本是編者汪自魯“秘笈中物也”，其中進士後，“疇昔從游之士，競珍而傳之”（程大任序）。《諸子分奇旁訓百法類林》陶原烺序以爲“今之談八股者類言仙於文、神於文……今之諸子百家，即昔之真神與仙也”。而《新鐫分類評注文武合編百子金丹》扉頁題云：“是集也，弘蒐諸子，廣合名批，文彙六編，類分百種，語語琅玕，字字珠璣，誠舉業家珍，文壇秘寶也，勿與坊刻諸子混視，具隻眼者自能辨之。”其“凡例”更揭橥此時這類書籍産生的根本原因：“聖天子登極，文運中興，經生子翕然崇正學，士習丕變，壬戌、乙丑兩科會場中，能用子史者咸入彀。然史書士人素究心，而諸子則書籍浩瀚，多秘藏，人不及見者，讀書家病其難求，即力能求之，又病於選擇弗精，開卷茫然，用是深爲舉業士患。此輯專爲趨時應科捷徑，期於簡便易資記誦云……學者能因類而尋編，因編而玩味，復因内外而咀嚼奇正，則談吐關世教，文墨别詞林，取科第如拾芥矣。”有明科舉盛而諸子興，此一方面有助於諸子的流傳，另一方面又背離了子學本意，因爲廣大士子看重的是諸子的文辭，而非思想。同時，時人普遍認爲子書雖然有價值，但其衹是經學附庸。如《諸子分奇旁訓百法類林》陶原烺序認爲：“諸子多救時之人，六經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世之病，諸子治一時之病；六經藥物悉備而不預裁一方，病夫自取焉，諸子方大具，藥太猛。”則諸子與六經自不可同日而語。《百家類纂》張思忠叙謂：“乃若諸子，言雖人人殊，固皆六經之旁流，而百家之要徑也。”（明萬曆七年胡氏書坊刻本）而《百家録萃》的出現，乃是因讀《百家類纂》一書，“恨其太繁而難遍識，且以公孫、墨翟之書，踳駮迂誕，上則無補於經傳，次則無須於舉業”，而“百家之書之粹，有裨於經傳舉業”，乃另編是書（明萬曆七年宏遠堂刊本序）。明清之際，傅山對堅持認爲“子不如經之尊”的儒者進行了嚴厲批判，説他們是“失心之士”，對於“雲雷震鼓”的諸子著述充耳不聞（《霜紅龕集》卷一、卷三十八）。但相對於主流而言，傅山的思想還是顯得太異端，在當時並没有多少的信從者。可見，明隆慶、萬曆以來，子學著述的數量雖然大增，表面興盛一時，其實並未從經學的附庸下獨立出來，故還算不上“復興”。

清代亦有諸子的選本、評點類著述，但其目的主要在於採擇辭藻和擴大知識面，與科舉關係已經很小了，顯示了與明代不同的特點。而此時諸子學的主要成就在於先秦子書之校注、辨僞與輯佚，亦有如俞樾《諸子平議》專門校刊諸子的著述，然與諸子之思想無涉，故不再在此贅述。而真正使諸子學走上現代化道路的，還應是以貫通、系統爲特色的通論性子學著述。

贰

通論諸子的著述，其出現的具體時間不可考。宋代高似孫編《子略》四卷，不僅臚列了《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子鈔》《通志·藝文略》所著録的子書，還爲重要的三十六部子書撰寫了提要，由此實際形成了總論、分論的結構。故雖爲目録學著作，就子學而言，實則已具通論性質。“乃繫以諸子之學，必有因其學而决其傳，存其流而辨其術者，斯可以通名家、究指歸矣，作《子略》。”（《四庫全書總目·子略》）“决其傳”“辨其術”“通名家”“究指歸”，已經有通貫子學之意。顧頡剛認爲，《子略》接受了唐柳宗元以來的諸子辨僞和《意林》的抄撮兩種學風，“從《陰符經》到《皮子文藪》，他搜羅了三十八種子書，有的是抄撮，有的是列舉歷代注釋本書的書目，有的是批判書中議論的是非和本書著作的真僞”（《古籍考辨叢刊》第一輯《子略》顧頡剛序）。此開後世子學研究一新路徑，頗有繼踵者。有模仿其全書體例者，如清末姚永樸撰《諸子考略》，前有總論，節選《漢書·藝文志·論諸子》《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序》，後分上下卷，分别選先秦至隋子書十八部，每書首列作者傳記，次序跋評論，體例頗同於《子略》。亦有模仿其體例之一部分者，如《諸子辯》《古今僞書考》集中辨僞以成著述。

明代宋濂撰《諸子辯》，凡四十四篇，“始之以《鬻子》而終之以周、程”（民國十七年北京樸社排印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辨析各書之真僞並站在儒家立場上評述其思想，所謂“孔子門人之書宜尊而别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備儒家言也”（宋濂《後記》）。故而，此書名爲辨僞，實則也具有通論性質。這種通論性質的著作，多是在傳統目録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對後世頗有影響。或爲諸子撰寫提要，如明朱君復《諸子斟淑》、清楊琪光《百子辨正》；或爲諸子辨僞，如明胡應麟《四部正訛》、清姚際恒《古今僞書考》之諸子部分，朱君復《諸子斟淑》亦在於提要中摻雜了部分辨僞的内容；或爲諸子考證，如劉汝霖《周秦諸子考》、陳清泉《諸子百家考》、羅根澤《諸子考索》等；或有爲子學名著、名篇解讀，如王蘧常《諸子學派要詮》。此實仍爲傳統之子學研究。

晚清以來，西學日盛，流風所及，學者遂以條理化、系統性爲科學著作之標準，諸子之研究，已日趨呈現出不同於傳統學術以目録、版本、提要、考證、校勘爲主要内容和以札記爲主要形式的樣貌。即使承傳統學術之餘續者，撰著目録、考證著作，亦注意結構的貫通和條理。如江瑔撰《讀子卮言》十六章，“論子部之沿革興廢”“論諸子與經史集之相通”“論諸子百家之相通”等題目雖頗類傳統考證，而篇章結構和論述則已經與現代學術論文相近，其書實際就是子學論文集。孫德謙以傳統目録研究見長，撰《諸子通考》，亦自以爲“此書前後貫攝，義無雜揉，亦足自成一家言”。而以考證得譽的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自序》即批評“昔人考論諸子年世，率不免於三病”，其一即是“各治一家，未能通貫”，故其“一反其弊”，“余之此書，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歲，前後二百年，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大學叢書》本）。這些著述雖屬於傳統學術考證範疇，在結構上却受到了西方學術的影響。同時，部分子學著述包含了“經世致用”的意圖，使諸子研究從“考據之學”向“義理之學”轉變。如姚永樸的《諸子考略》“亦欲諸生究其利病得失，稍擴其識以爲異日效用於國之始基云爾”。孫德謙一再表明：“余之表章諸子也，蓋以百家學術皆以救時爲主，世之亂也，則當取而用之耳。”（《諸子通考》卷一《史記·孟荀列傳》後案語）“六經爲治世學術，諸子爲亂世學術，使時至衰亂，不取諸子救時之略，先爲之扶濟傾危，鏗鏗焉以經説行之，非但不見信從，甚將爲人訕笑矣。”（《諸子通考》卷二《漢書·藝文志》後案語）甚至認爲：“吾謂今之爲使臣者，果具專對之才，以與列國締歡而隱消其禍亂，則儀、秦之口舌立功，洵持急扶傾之道也，而又可鄙夷之乎？”（《諸子通考》卷一《史記·孟荀列傳》後案語）晚清以來，國事飄摇，學人痛心，孫氏以爲諸子學本就是先哲們爲社會創痛開出的藥方，在此時提倡諸子學，隱含救國救時之意。

真正首開現代諸子學研究新路的，當屬章太炎。胡適以爲：“清代的漢學家，最精校勘訓詁，但多不肯做貫通的工夫，故流於支離碎瑣。校勘訓詁的工夫，到了孫詒讓的《墨子閒詁》可謂最完備了，但終不能貫通全書，述墨學的大恉。到章太炎方纔於校勘訓詁的諸子學之外，别出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見》《原墨》《訂孔》《原法》《齊物論釋》都屬於貫通的一類。”（《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篇《導言》，民國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北京大學叢書》本）此指出了“貫通”之於現代學術的重要意義。然章氏於子學之貢獻，不僅僅在於“貫通”，還在於“義理”。“在現代學人中，章太炎是認識到了「義理」在諸子學研究中重要性的第一人，從而樹立起了不同於傳統的現代諸子學研究的標識。”（路新生、楊華：《“新”“老”之争與諸子學研究的現代轉型——以章太炎、胡適的諸子學研究爲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〇九年第六期）“貫通”使研究有現代氣息，而“義理”則使研究回到了子學本身。學界許章氏爲現代子學奠基人，並不爲過，但章太炎並未能完成諸子學的現代轉型，“以太炎先生的名望和深厚的諸子學修養，原應當率領學界在諸子學研究現代轉型的歷史關口闖關奪隘，却因爲文化立場的保守，其「中西合璧」的諸子學研究成果終於被悶殺在太炎自造的古奥艱澀的文字外殼中，致使其學術成果未能「與時俱進」，在諸子研究的現代轉型中發揮統帥的作用”，“「文化旗手」的角色最後由胡適來擔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前）。胡適比章太炎小二十五歲，算是學術晚輩，而其學術素養和訓練也迥異於後者，其《中國哲學史大綱》是第一部用現代學術理念和方法系統研究諸子哲學的專著，“這部書自然已超出清代的考證學的範圍”（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余英時文集》第五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二六〇頁）。“他有十分豐富的西學常識和敏鋭的判斷力，更重要的是他的舊學和新知配合運用得恰到好處。他能在國故研究上建立新典範、開闢新風氣者；以此，他能提倡文學革命和領導新文化運動者，也莫不以此。”（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余英時文集》第五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二九四頁）此則是胡適的知識結構主要受西方學術體系影響，能以西學的系統觀分析諸子學説。正如金岳霖所説：“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根據於一種哲學的主張而寫出來的。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胡先生於不知不覺間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金岳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閲報告》，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册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四三七頁）然此書中又多有考證，實與傳統學術相接。其後馮友蘭撰《中國哲學史》則少見考證，成爲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其將中國哲學分爲“子學時代”“經學時代”兩個階段，更注重對諸子思想的條分縷析。然他在一定程度上有以中國的名詞概念“比附”西方的現象，存在“以西解中”問題。在民國時期，已有學者對此有所反思，如羅根澤認爲，“近來的學者，知道科學方法了，但又有隨着科學方法而來的弊病，就是好以各不相謀的西洋哲學相緣附，乃至以西洋哲學衡中國哲學”（《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計劃》）。然羅氏的《諸子考索》及其計劃中的學術思想史，又似乎過於傳統。總之，此時子學研究已經進入了哲學研究階段，套上了“現代”哲學的外套，日漸失去了子學的本來面貌，變得狹隘可嘆。

據學者研究，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近代諸子學領域孕育着第二次大的轉變。隨着唯物史觀在學術研究中迅速發展，在一些學者那，唯物史觀取代了進化論及其他西方思想而成爲諸子學的主要指導理論，産生了嵇文甫的《先秦諸子與古代社會》、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吕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侯外廬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説史》、杜國庠的《先秦諸子思想》等著作。它預示了諸子學演變的前景。隨着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的成立，唯物史觀迅速在學術領域占據絶對主導地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已經孕育的諸子學轉變得以完成。至此，近代諸子學形態也基本終結了（參羅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二九二頁）。

無論是傳統的諸子選本、類書、評點，還是具有現代著作氣息的通論性著述，在子學史研究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但因它們特殊的著述體例，往往不爲傳統目録體系所容。如諸子選本在歷來書目著録中，往往歸於雜家類，此實則是無類可歸的簡單處置。至於類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無類可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類書”小叙）。現代著述，更是傳統目録學所不能涵蓋的。故《子藏》特設綜合編，以收録歷代諸子的選本、類書、評點以及通論性的著述。

叁

如上所述，本編共收入歷代有關諸子的選本、類書、評點以及通論性質的著作七十五種，可以説，相關子學文獻和研究著述大體搜羅完備。這些文獻和著述，既有保存諸子資料的文獻價值，又具有全面展示子學發展歷程的歷史價值。

首先，本編所搜羅的選本、類書具有極大的子書校勘、輯佚價值。

選本、類書歷來被視爲輯佚的淵藪，而專門的諸子選本、類書其實並不多，故唐代馬總《意林》、元代蘇應龍《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等書籍在保存子書方面就顯得特别有價值。

如前所述，今所知最早之諸子選本是東晉孟儀的《子林》，後有南朝時梁代庾仲容的《子鈔》，惜今均已失傳。中唐時扶風人馬總得見《子鈔》，“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缺，下以佐屬文之緒”。該書“共摘録晉代以前的諸子書一百十一家”，“無論是比成書年代之早，或論收録子書數量之多，很少有别的書可以和它相比”（王天海、王韌《意林校釋·前言》，中華書局二〇一四年版，第六頁）。其對子書的摘録，多則一百餘條（摘録最多的是《抱朴子》《淮南子》，均在百條以上），少則一兩條，作者“務於簡要”，故摘録時“先務於經濟，次存作者之意，罔失篇目，如面古人”，真正做到“文約趣深，可謂懷袖百家，掌握千卷”（唐柳伯存《意林》序）。該書有采録隨意、録文錯亂、編排體例不當等問題，“儘管今存《意林》有上述缺陷，但因其採録晉以前各類子書最多、成書時代較早、保存較完整而成爲值得寶貴的歷史文獻，這是確定無疑的”。該書對於傳世的子書文字，有“補正、糾誤、定訛之功”，“如卷一《太公六韜》共録文十三條，對照今本原文，竟無一條相同。卷一《墨子》共録文十五條，後三條今本全無。卷四《風俗通》共録文五十七條，不見於今本者竟有四十五條之多。卷四《抱朴子》共録文一百零九條，不見於今本者亦有二十八條。其他所録與今本諸子書不同的地方亦很多，幾乎俯拾皆是。故歷代校勘晉以前子書者，多引《意林》以正訛誤”（以上均見王天海、王韌《意林校釋·前言》，中華書局二〇一四年版，第八頁）。而對於亡佚子書，《意林》有輯佚之功。其不僅成書年代較早，而且是歷代古籍中囊括晉以前子書最多並保存至今的著作，許多子書賴之得以存留。《容齋隨筆·續筆》卷十六“《計然》《意林》”條云：“《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其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言》、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干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四〇五頁）今人亦以爲：“所録諸子著述存於今並收入《四庫全書》者衹有四十七家，《四庫全書》未收、今無傳本或世所罕見者，多達六十四家。雖不能由此盡觀諸子原書舊貌，然亦可略知其大概。這對瞭解或研究我國亡佚古籍，無疑具有重要價值。”（王天海、王韌《意林校釋·前言》，中華書局二〇一四年版，第八頁）如漢魏之際，有周生烈撰《周生子要論》：“今佚。馬總《意林》載其十節，序一節，《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白六帖》《太平御覽》諸書亦引之，合輯二十二節。”（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子編儒家類·周生子要論》，廣陵書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二五六九頁）魏杜恕撰《篤論》一卷，“今佚，馬總《意林》引凡五節”（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篤論》，廣陵書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二八一三頁）。裴玄撰《新言》，今佚，所存兩條均見於《意林》卷六。蔡洪《化清經》，今佚，所存三條均見於《意林》卷五。鄒湛《鄒子》，今佚，所存一條見於《意林》卷五。楊泉《意林》，今佚，有六條見於《意林》。《意林》保存魏晉子書尤多，是輯佚子書的重要資料來源。

元代蘇應龍編《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前集二十四卷，後集十六卷，署“古番貢士如軒蘇應龍雨夫編類”。歷代書目少有著録，《四庫全書總目》也未提及。今存元刊本。書前有序文，題作“諸子集要”。全書分人倫、儒學、道德、内修、外修、交接、仕進、命分、選用、謀爲等門，門下又有若干目，目下有條。此書所選之條目基本出自子部，偶有見於《國語》等書者。所録子書，或有與今本文字相異者，或有今書已經亡佚者。故其可以作爲子書校勘之參校本，亦可以作爲輯佚之來源。

如六朝有子書《劉子》五十五篇，《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引用《劉子》的篇目就有三十一篇，約七千字，占《劉子》全書四分之一，保存了該書早期的一些文字和注釋情况，可補《劉子》無元刻本之憾。且敦煌殘卷《劉子》缺失《清神》《防欲》篇，《去情》篇殘，現存宋刻本的一、二卷是用明刻本補配的，《雲笈七籖》也衹引用了《清神》《防欲》的幾十個字，而《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引《清神》《防欲》《去情》共一千餘字，顯得特别珍貴。這些文字可以解决《劉子》中的一些校勘難點。同時，《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還保存了部分《劉子》舊注。這些文字和舊注，對於研究《劉子》的流傳有重要的文獻資料價值（參陳志平《劉子研究》第三章第五節《重要的引書》，吉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

而從《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中，我們還可以輯録一些亡佚的子書。如《子家子》是北宋家頤撰寫的一部子書，《郡齋讀書志》曾有著録。至清初，該書亡佚，後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一卷。現無論原書還是輯録本，均無從查見。《新編類意注解諸子瓊林》引用《子家子》四十八條，爲諸家之最。筆者就曾以《新編類意注解諸子瓊林》爲基礎，參照《戒子通録》諸本，有異文者出之，缺者補之，輯録《子家子》佚文五十四條（參陳志平《子家子輯考》，《諸子學刊》第十輯）。

其次，本編所收著述尤其是通論性著作全面展現了子學發展的整體風貌。

《綜合編》比較全面地收録了民國時期諸子通論性質的著作。民國諸子研究是子學發展中重要的一環，因此這批著作成爲了研究子學的重要資源。它們全面、系統地展現了子學由傳統到現代的發展過程，以及當下的子學研究面貌是如何被逐步塑造的。在此，我們以民國時期和梁啓超同齡却被稱爲“老輩”的學者孫德謙爲例，通過他的子學研究來討論《綜合編》中通論性著述的價值。孫氏的子學代表作爲《諸子通考》，本編中收有此書，另還收有其手稿《諸子觝異》。

民國時，諸子學研究已蔚爲大觀，産生了章太炎、梁啓超、胡適、馮友蘭、陳柱、江瑔、張爾田、孫德謙、羅焌、劉咸炘等一批研究諸子的大家，其中既有海外留學歸來的思想新鋭，也有恪守傳統學術路徑的學界“老輩”。“老輩”學人因固守傳統，結果大多被貼上了頑固保守的標簽。但其中孫德謙是比較特别的一位，他反對一味考據的學術取徑，又反對空談無根的性理之學，也反對以西學比附諸子，没有走以哲學“裁剪”子學的道路。相較於胡適等在西方哲學的框架内來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尤其是先秦諸子學，孫德謙則是以傳統的文獻目録學爲基礎，以諸子文本、歷代史《志》、目録序跋爲資料，以傳統筆記“案語”的形式，通過鈎玄引申，探尋諸子學的源流衍變，以求體系的貫通。相較於江瑔《讀子卮言》、姚永樸《諸子考略》，孫氏《諸子通考》更加貫通，更具有通論的性質。而相較於羅焌《諸子學述》，《諸子通考》在體例上更具有濃烈的傳統學術氣息。在中、西之間，孫德謙以傳統來暗襲西學，走上了“第三條”道路。

諸子之學，本是中華文化多元時代最具創造性和生命力的學説。然兩千年來，幾經沉浮，却始終無法和經學抗衡。清代文禍屢起，文人埋首學術以求保身，遂扎堆故紙，提倡樸學，集中對周秦漢魏典籍加以考訂輯校，補苴修葺。學人對經、史、子、集，一視同仁，均以之爲研究的材料，無形中將諸子置於了與經學同等的地位，大大促進了子學的復興。然清儒所長僅僅在名物訓詁、考據之事，常常以章句之學爲能事，而不能通一書之要旨、一人之學説。以此來研究諸子，無疑失掉了“入道見志”的本真面目。至民國時，就有學者指斥清儒之陋，但以文獻整理爲學術終點的風氣依然存在。孫德謙本治經學，受過嚴格的樸學訓練，却能擺脱考據的束縛，探究諸子文本義理而作《諸子要略》（此書已佚），辨析諸子學派異同而作《諸子通考》，在考校基礎上作“專究”“通論”的探索，眼光和魄力自非同時代人所能比擬。

當然，清末民國以來，對傳統子學的感悟式議論、離散式研究不滿，而欲另闢蹊徑，試圖建立起一套系統的研究體系者不乏其人，但其中多是西學的比附。如果將孫德謙放在民國時諸子學體系過度依傍西學的困境中來看，更是别有一番意義。

孫德謙的諸子學研究首先來源於其深厚的樸學素養，其次來源於他理論上的自覺。孫氏以章句之學不能通大義，轉而研究諸子義理，其諸子學體系是建立在對傳統學術繼承與發展的基礎上。他從劉向、劉歆整理文獻“條其篇目，撮其指歸”，而悟得讀書與學問之大義；又深究名家之學，以之爲方法，辨析諸子學派異同；更仿唐人劉知幾《史通》、清儒章學誠《文史通義》創諸子研究體例。當民國傳統考據之風和依傍西學之風日熾之時，孫氏却以子學文獻梳理爲基礎，從傳統學術中獨立梳理出一套諸子學體系。

相對於清代樸學專以文字校勘和訓詁爲能事，孫德謙注意到諸子學爲“入道見志”之學，提倡諸子學的義理研究，指出諸子研究，“或考訓詁，或講性道，一則失在瑣屑，一則失在迂疏”，故而他具有理論和體系建構上的自覺，試圖仿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寫出具有貫通理論系統的諸子學研究著作。但和胡適、馮友蘭等“新派”學人“乞靈”於西學體系不同，孫氏是在傳統目録文獻學基礎上繼續開掘發展。有人認爲，孫德謙這種傳統學術方式，相較於西學，已經落後了——“諸先生之學術，僅足結清室之終，未足開民國之始，其著作之精粹，可供吾人之誦讀，其治學之方法，不能爲吾人之楷式”（胡樸安《民國十二年國學之趨勢》，《民國日報·國學週刊》一九二三年“國慶日”增刊）。然這恰恰是孫氏子學研究的價值，即用的是傳統的目録學方法，繼承的是章學誠貫通之學，走出了一條略近於現代“學術史”研究的道路，可以説是獨立於考據學、西學之外的“第三條路”。這種以傳統“技術”研究傳統文獻的路徑，才更能切中傳統文化的脈搏。在西學弊端日益顯現的今天，孫德謙的子學探索就顯得更有價值了（以上部分參陳志平：《“第三條路”：民國孫德謙的諸子學研究》，《江漢論壇》二〇一四年第八期）。

子部書籍因其含有豐富的政治、哲學、文化思想，其在近現代的學術轉型過程中，受到的衝擊最大，在今天的科學體系中，已經没有子學科目了，未來，子學將何去何從，亦未可知。系統搜集、排比歷代子學資料，則子學發展的脈絡、現代學術的轉型歷程無不有迹可循、有源可溯，其無疑會爲當下乃至未來諸子學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這也是《子藏·綜合編》編撰的另外一種收穫和意義了。